一个女人，红军后代，她想帮助政府追回单位购置房产时多付的100余万元国有资产。但政府并不需要她的帮助，甚至反感她的多事。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张抗美的努力，因此变得一厢情愿，甚至离奇。

    “老区不容易，多付的钱可以要回来”

    2007年5月2日，北京已经炎热得像一个蒸笼。

    在位于丰台区西罗园二区的遵义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张抗美翻出厚厚一摞资料：里面有媒体对该联络处购房多付款一事的报道、北京律师和中国法学会多名专家要求彻查并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法律建议、上百名退休老干部署名的请求。

    张抗美说：“这件事给我们遵义带来了负面影响，人家都议论说，‘遵义怎么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国有资产’？” 

    这笔高达100余万元的国有资产，产生于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购置办公房产的过程中。

    1995年3月，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从北京市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第一经理部购下了位于丰台区西罗园二期的一处房产。

    由联络处主任胡光华出面签订协议的这宗交易，在3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1998年7月，北京市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的纪检组长李璞突然光临遵义驻京联络处，调查该公司第一经理部经理高邦明在房产交易中涉嫌贪污案件，一些奇怪的现象才浮现出来。

    在这之前，胡光华已经被调回遵义，联络处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杨晓林主持。李璞和另一名纪检人员来到联络处时，杨晓林正好不在。李璞二人找到1996年被提拔为副主任的张抗美，希望张协助调查。

    由于嫌麻烦，张抗美当天没有接待这两名纪检人员。随后，张抗美将此事向当时的遵义市政府秘书长江才文作了汇报，江要求张配合调查。

    几天之后，李璞等人再次来到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张抗美按照秘书长的要求，将购房发票等一应手续向李提供。看完这些票据后，这名纪检组长对张抗美说：“你们多付了100多万哦，遵义老区不容易，可以去要回来。”

    分流与骗局

    李璞的话让张抗美惊讶。几天后，她最终带着一份感激之情确信，李璞没有对她说假话。

    北京律师张宾发现，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购置的同一宗房产，竟然有3份标的不同的合同，而且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法定代表。

    在这3份合同中，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主任胡光华与高邦明签订的其中一份合同没有标明签约日期，联络处购置的房产建筑面积和转让费分别为494.55平方米和197.82万元。

    1995年3月15日，胡光华又与北京市宣武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阎建明、北京市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第一经理部经理高邦明各签订了一份协议。在这两份协议中，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购置的房产，建筑面积和房产转让费分别为：494.55平方米和263万元、506平方米和310万元。

    张抗美发现，在丰台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证上，联络处所购房屋的建筑面积实为470.1平方米，与前面3份合同中的数据均有极大出入。

    而在经过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所盖章认可、由胡光华与高邦明在1995年8月7日订立的房产卖契上，转让费是197.82万元。

    一个违背常规的事实是，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没有按照房产卖契上的数额、也是最低的转让价支付房款，而是接受了最高的价位。

    北京市宣武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开具的非房地产交易专用发票票据显示，联络处于1995年3月16日至次年2月12日间，分4次将310万元转让费交付给了该公司。

    “怎么卖契上是190多万，联络处却付了300多万？还多出来了一个卖房主体？”张抗美惊疑。

    经多名律师调查证实，北京市宣武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在这宗房产交易中扮演的是中介的角色，它对产生交易的房产并不具有产权资格。

    律师认为，这一角色的出现，是房产交易双方为了达到分流国有资产的目的而增加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中极可能隐藏着腐败内幕。

    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同时又是遵义市政府的一名在职工作人员，张抗美期望协助政府把这笔资金收回。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张抗美了解到，从高邦明手中购置了房产的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的几家邻居，也遇到了类似的多付款问题，有关单位通过努力，都把多付的款项追回来了。

    “政府肯定会支持，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张抗美当时曾信心百倍地认为。

    张抗美没想到，有一天她会遭到倒戈一击。

    调查报告创造的童话

    通过律师调查掌握了基本事实之后，张抗美先给联络处原主任胡光华打了电话，又将此事反映给了主持联络处工作的副主任杨晓林。张抗美感觉到，两人得知这个消息时都很惊慌。在购置房产时，杨是主管联络处财务工作的副主任。

    1998年8月，时任遵义市市长的傅传耀带领市政府秘书长江才文进京出差。未在联络处招待所下榻的两位市政府领导，专程赶到联络处找张抗美，向张了解联络处购买房产多付款一事。

    傅、江二人回到遵义后，一个由遵义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组、市财政局、审计局组成的调查组来到北京。这次调查从1998年9月22日持续到28日，调查组通过座谈、查证资料、取证、走访等方式对涉及购置房产一事的相关人员和单位进行了解后，形成了一份提交给遵义市政府办公室的《调查报告》。

    张抗美认为，这份《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并未深入追究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没有按照房产卖契上的197.82万元，而是按照3份合同中最高的购价310万元买进房产的根源，对前后3份合同与房产证、房产卖契上的有关数据严重不符的问题，也未深入追究。

    一个蹊跷的事实是，由遵义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组牵头组成的这个调查组，在对联络处房产建筑面积进行测量后，给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据：联络处房产实际建筑面积为539.24平方米。

    至此，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的房产建筑面积被再一次追加。最初，该房产建筑面积在3份合同中已从494.55平方米递增到了506平方米，调查组的测量让它又一次膨胀。

    针对这个测量结果，调查组在《调查报告》中说：从调查的情况看，房屋实际建筑面积比“协议”所定面积多。

    这个测量结果引来了人们的嘲笑。了解此事的律师说，《调查报告》的这个说法，帮助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商在遇到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时，做起了损己利人的好事，白送房屋面积。

    不无讽刺的是，当两年后北京市丰台区测绘队应邀对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房产建筑面积进行重新复核时，得出的实际建筑面积是470.1平方米。这个数据与联络处取得的房产证上的数据完全一致。

    调查组未料到他们的调查和测量会受到诟病，于是作出最终定论：关于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购房多付款的说法缺乏证据。

    这次调查，从开始到结束，张抗美都未获准参加，而在联络处购置房产时主管联络处财务的副主任杨晓林则全程陪同。最后成文的《调查报告》，张抗美也是几经周折后才得以看到。

    如此种种，让一心想挽回国有资产损失的张抗美很难受。她不明白，遵义市为什么不仅不对流失的百余万国有资产作出明确的表态，还要表现出占了便宜的寓意？

    倒戈一击

    1998年年底，张抗美针对这份报告向遵义市政府提出质疑，要求收回购房多付款。几乎与此同时，联络处购置房产多付款一事在遵义传开，并引起众多离退休老干部的强烈关注。

    在当年年底的遵义市驻外机构工作会上，联络处副主任杨晓林结合调查报告的结论，要求政府“对那些不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同志加以严肃处理”。

    张抗美觉得即使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在这段彷徨的时间里，张抗美得到了父亲、老红军张光昭的支持。

    她开始向中纪委反映情况，当年年近90岁的张光昭为了支持女儿，还曾亲自到北京上访。

    1999年3月，遵义召开“三讲”工作会。来自贵州省委的一名领导在会上强调，遵义市政府应该设法把多付的款项收回来，并婉转地批评:“总想找到证据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遭到损害，这样做很不好。”

    半年多时间以来，终于听到地方领导作出这样的表态，张抗美感到欣慰。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遵义市政府开始频繁地通知张抗美带着相关账目单据回遵义协助审查。

    中纪委的重视和当地众多离退休老干部持续不断的呼吁，促成了遵义市对联络处购房多付款案的第二次调查。2000年初，一个由遵义市纪委、监察局牵头，市委组织部、财政局、房管局参加的调查组再次赶赴北京。

    关于联络处购房多付款一事，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两个结论：一是房产交易过程中签订的转让和过户协议不符合法定程序和有关规定；一是确认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在购置房产过程中确实存在多付款现象。

    不过，在调查组以“遵义市纪委文件”的形式递交到贵州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的报告中，调查组并未就是否收回多付款项提出处置建议。

    这次调查没有达到张抗美及众多遵义离退休老干部、老红军要求挽回损失的目的。张抗美于是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张抗美不屈不挠的反映和追问，招来了一些人的反感。其实，她的处境从1999年就开始变化。当年7月，张抗美在联络处兼任的会计职务被停止；10月底，遵义市政府免去张抗美的副主任职务，欲将其调回遵义工商联，张的工资被停发三个月；此后的一段时间，联络处餐厅承包人被告知：不准张抗美在餐厅吃饭！

    虽然市政府的调令后来于1999年年底被撤销，她副主任的职务也得到恢复，但长期以来，张抗美在联络处的副主任职务及工作，已经名存实亡。

    “背不起说假话的名声”

    据贵州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文件，在1998年至2002年的4年间，贵州省及遵义市有关部门先后进行了4次调查。

    但是，在人们存在重重疑惑的焦点问题上，调查者的结论摇摆不定。

    后来遵义市委一位领导在2002年2月首次通过当地报纸公开宣称，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在购置房产过程中没有多付款。

    不过，对比联络处购房时离奇的协议、联络处房产证、房产卖契数据与合同上数据严重不符的现实，市委公开表态并不能消除张抗美及众多老干部心中的疑惑。

    张抗美后来曾冀望于司法，以挽回遵义国有资产的损失，但最终因为迟迟得不到立案而不了了之。

    关注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购房多付款一案的人和机构越来越多，但原本简单的一件事情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从2002年起，北京越来越多的律师、法学专家、老干部开始不断地呼吁彻查联络处购房多付款一案，但该案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新的转机。

    张抗美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退而求其次。她不再像当初那样，带着一副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去追索那笔早已不知所踪的国资。张抗美只希望当地政府给她一个说法——联络处购置房产时存在多付款问题，以此证明她反映的问题不是编造的谎言。

    “我背不起说假话的名声。”张抗美说，“他们在下面说购房多付款的事情根本不存在，说我是个神经病。”

    张抗美的父亲已于2003年去世。这位93岁高龄的老红军，临终前还在向中央领导写材料，反映联络处购置房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了漫长的9年追问后，张抗美偶尔会悲观地想到死。不过，她说：“即使死，我也要站着死。”（注：文中李璞为化名）